戴维·莫利 对媒体与传播未来的一些初步思考
时间: 2025-03-07 12:57:38 | 作者: 人造草坪
近年来，媒体研究经常关注当代数字技术如何重塑社会和个人意识。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传播、媒体和交通的关系以及“媒体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利弊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提出，研究该怎么样与媒体研究、传播学、文化研究、交通地理学和流动性研究等学科相关联，以及我们想要建立或超越什么样的学科界限。这也引发了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思考，以及如何最好地使用概念来说明时代之间的断裂和连续。这里，需要扭转对技术影响的通常看法，并将新技术纳入能回答的问题中。这对强调解除管制的后福特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很有用，为富裕的北半球温带地区的媒体运营提供了条件，也为许多分析提供一个通用模板。因此，还需要仔细考虑该领域的“去西方化”的问题，以及我们所生活的后疫情时代的特殊性如何有助于确定当代传播形式的背景。
用传记式的说法，我是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欧洲“婴儿潮”一代，当时占据我生活核心地位的媒体技术是电视——我们如今经常被告知这种媒体未来渺茫。但是，被称为“社会学之父”的中世纪北非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认为，未来根本不是一个适合认真研究的主题，毕竟确定已发生的事就如此困难，更遑论推测未来是否会发生什么。
关于媒体未来的问题由来已久。事实上，媒体长期以来一直与现代性和未来学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可以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20世纪60年代，诸如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1958）这样的现代化理论家在其影响广泛的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中说道，他们那个时代的新型移动媒体——晶体管收音机——将彻底改变中东“落后”农民的文化和观念，从而给该地区带来民主。当然，你很有可能会说，很不幸，事实上这个预测过于乐观——就像后来许多其他时代关于新技术的所谓民主化能力的幻想一样。
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一名“婴儿潮”一代的青少年，我的生活被一次偶然的相遇彻底改变了。我碰到了一群人正在研读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作品，这是他们的“社会学”课程的一部分，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学科。于是我决定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但在我当时就读的那所相当老派的大学里，他们似乎没有听说过麦克卢汉，也不认为媒体是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直到多年以后，当我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跟随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读研究生时，我才找到了一个环境，可以很好地继续我与麦克卢汉邂逅时所激发的对媒体问题的兴趣。此外，在那里，我学到了一件事：做研究有时候与其说是试图找到已有问题的答案，不如说是重新思考所研究的问题本身，并试图发现更好的问题——这正是本书要做的。
当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麦克卢汉因其过于简单化的技术决定论和对社会文化背景的忽视而受到相当中肯的批评。因此，30年后，当我看到他被赋予数字时代先知的身份重新流行起来时，我有些惊讶。作为一个花了多年时间研究受众在理解和使用各种媒体方式上存在的复杂性的人，我发现确实很难把麦克卢汉那些有关易于预测的媒体（或媒介）“效果”的简单概念当真。事实上，冒着一概而论的风险，我认识到很多关于新媒体/数字媒体的研究都做出了相当惊人的假设，认为这些媒体比之前的任何媒体都强大得多——但这好像与每个人对自己所处时代媒体感到的焦虑没什么不同。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像林恩·斯皮格尔（Lynn Spigel）（1992）和卡罗琳·马尔温（Carolyn Marvin）（1990）这样的学者已经相当明确地肯定，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新奇”是一个历史常态，而“喜新”是一个常态化的危险。也许只有通过对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1999）所称的媒体历史的“深层时间”（deep time）的考古研究，我们才可以避免对当下的“魅力”的致命迷恋，以及弗朗索瓦·阿赫托格（Francois Hartog）（2017）在对“历史性体制”的分析中所称的“文化当下主义”的危险。
尽管如此，这些天来，我确实发现了自己有时会回到麦克卢汉的著述中聚焦交通问题的那部分——比如当他把轮子当作一种“媒介”时，最好被理解为脚的延伸。这种观点源于麦克卢汉的加拿大前辈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更早的分析（虽然鲜为人知，但可能更深刻）。最重要的是，伊尼斯的独创性在于指出了铁路和邮政服务等媒介在跨空间社区和国家构成中的作用（Innis，1951）。
伊尼斯对媒介的基本区分在于，一种媒介很适合在空间上扩展（由于它们具备因轻便而易于运输的优点），另一种媒介更适合在时间上扩展（因为它们具备坚固性和耐久性的优点）。几年前，当一位日本同事访问伦敦时，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向我介绍了当时在东京发生的关于所谓的“便利贴”（post-it），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后信息技术”（Post-IT）社会的辩论。他所说的社会并不是指我们把小黄纸贴在东西上的时代之后出现的社会，而是指当我们现在所依赖的信息技术的脆弱性成为关键节点之后出现的社会。在日本，这一点是在2011年福岛地震引发的海啸导致核泄漏之后出现的。随后，许多机构发现，它们依赖稳定电力供应的计算机系统在洪水过后完全停止运行，导致存储在其中的大量数据永久丢失，从而使它们陷入瘫痪。当然，不必遗憾洪水导致自己的电子数据丢失——设计过程中技术淘汰的逻辑，说明我们有大量的数据仅仅是因为它不再与我们不断“升级”的机器的新格式兼容而无法访问……
在我的日本朋友的描述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当然会让伊尼斯着迷的——是一个古老的石碑（如果不移动就能世代长存），它在山坡上一个杂草丛生的墓地里，碑面刻着一个警告，任何建筑都不应该低于它的位置。因为这个地区多年来从未发生过洪水，此前的人们也没注意到这个细节。事实上，在遥远的过去，人们已经知道大海能够淹没到那个高点。稍后我将回到不一样的媒体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和/或持久性问题。
正如我在本书后面解释的那样，对我来说，传播是一个超然的概念，媒体研究在其中构成一个子领域。我的牛津英语词典对传播的定义包含了其他的可能性：“传递信息的行为”“交往形式”或“地方之间普通的门或通道——或公路、铁路或电报”。这一定义不仅涵盖了象征领域——我们现在谈论传播时倾向想到的领域——还包括运输研究领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马克思将传播定义得足够广泛，包括商品、人员、信息和资本的流动——因此其领域内不仅包括传输信息的工具，还包括物质运输基础设施（Marx，1939）。对他来说，传递信息的技术与运送商品和人员的技术之间的联系，都是更广泛的地理政治学“领土科学”的一部分。显然，如今很多领域和技术既是物质的，也是虚拟的。然而，对我来说，关键的一点是通信基础设施的物质方面及其地理环境的持续重要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坚持采用一种比通常更唯物主义的传播定义，也是我为什么广泛地关注人口统计学问题——尤其是在流动性正成为不平等的一个关键维度的时代，不同类别的人有不一样程度的流动性。基于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我认为全球化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电子邮件、卫星和网络通信的问题，因为这些虚拟系统（真正的）基础是它们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设施，比如海底电缆。这更是怎么回事我认为，需要将传播地理学这门学科从目前被忽视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正如《流动性》（Mobilities）杂志的学者近年来所证明的那样。这门学科告诉我们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我们所有人消费的货物都依赖于世界各地的集装箱航线年，一艘名为“Evergiven”的集装箱船在苏伊士运河被困，使全世界贸易格局陷入了僵局，这一点便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最近又看到了这种中断，2023年底，巴拿马运河因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开始限行，与此同时，由于中东冲突导致航运危险加剧，苏伊士运河再次变得难以航行。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说的那样，运输行业集装箱化历史中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它涉及我们当下在分析数字化媒体时遇到的许多相同的争论。就像数字时代的“融合”媒体一样，它是一个多式联运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相同的单元（此处指标准尺寸和形状的集装箱）可以很容易地在不同的运输平台上移动——铁路、公路或海上。在某一些程度上，20世纪60年代集装箱在运输业的出现与最近媒体行业的转型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他们现在还朝着跨模式多平台配置系统迈进——以标准化的形式为基础，此处指跨不同媒体平台转换的数字化信息单元。
作为这些开场白的一部分，我还必须重申对我所理解的“去媒体中心化”的传播研究方法的承诺。对此我已研究数年（Morley，2009）。我提出这一论点的意图绝不是否认媒体的重要性，而是坚持认为，只有将它们置于完整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中，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究竟是如何行使权力和发挥影响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迫不及待地关注事件的原因和后果问题，而没有充分了解这些过程其实就是如何运作的，那么，利害攸关的核心理论政策问题就没办法得到令人满意的构想——更不用说回答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早一点的时候，我自己的媒体受众研究参与了关于各种媒体和信息技术“驯化”的辩论：我想更好地理解媒体消费和使用的过程和实践，而不是假设它们有任何必然发生的或容易预见的“效果”。虽然我一直对那些夸大受众逃离或重新解释媒体灌输的强大意识形态的能力的研究者持批评态度，但我的立场是，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分析，必须在微观层面上仔细研究所涉及的日常实践，而不是假设（任何形式的）媒体具有容易预测的效果。在这方面，我试图建立一种既适用于地理政治学的大战略又适用于栖居环境的小策略的分析模式，尽管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这种“去媒体中心化”方法的另一面是技术决定论，即不再关注“新”技术的推陈出新和假定的有效性。这只是对传统的科学社会学方法的重新表述，该方法询问社会-文化背景如何形塑技术的发展。这也是为了扭转传统问题，并询问这些技术能视为解决哪一些问题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伊丽莎白·肖夫（Elizabeth Shove）（2003）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她把智能手机这样的技术简单地称为“处理设备”，它使人们能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尝试掌握一切。在这里，我们也能想到以紧缩、不平等、放松管制和私有化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福特主义）社会的普通公民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多任务处理。从这个方面来看，人类能简单地将智能手机视为一种必要的“推动者”，以实现任何零时工合同雇佣基础上的个性化生活方式特征。这是一项必要的发明，因为过去时代更安全、更易预测、更稳定的社会框架被广泛破坏——在某一些程度上，它实际上成为有效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作为义肢的话），稍后见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2006）对此的解释。
让我们以当代英国的火车旅行为例。在此前的时代，可能会查阅公布的时刻表来计划我的旅程，然后出发，确信我的计划只会在特殊情况下被打乱，我有理由相信广播新闻媒体会提前向我提醒。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假如没有电子仪器不断地为你提供所有交通选择的最新信息就开始旅程，那将是非常愚蠢的。如今，默认的立场是，相关的基础设施长期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公民有责任作为“改良自我”（Rose，1998），用相关的义肢技术装备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度过他们遇到的任何困难。
考虑到某种变化是一个历史常态，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任何一个时期，是什么变化证明了这是一个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时代？关于年代划分的问题，可能在任何历史编纂中都是最难的部分。虽然我们认识到出于比较目的而采用分期法的生产力，但正如我前面指出的，避免过分强调所谓的剧变是很重要的。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回顾一下，不久前，诸如戴维·冈特莱特（David Gauntlet）这些学者正在争论他们所谓的“媒体研究2.0”的必要性，理由是数字媒体被认为与之前的一切都有着根本的不同（并且更强大），我们应该从头开始我们的工作（Gauntlett，2015）。
显然，这种观点冒失地低估而非高估了我们一蹴而就地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的难度，我们该认识到，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93年所说的那样，我们都是“时代的调制者和酿造者”，总是与混合文化和技术有关。否则，正如我在另外的地方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能冒着被简单化对比所涉及的所有危险：一个是广播/懒散（Slouchback）媒体的模拟时代；另一个是网络/流媒体的“美丽的数字新世界”（Brave New Digital World）。前者被围坐在电视的“有害”屏幕（Bad screen）周围被动的“沙发土豆”消费；后者被忙碌地敲着键盘点击电脑屏幕的过度活跃的生产消费者所占据。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从始至终被告知电视是一种即将消亡的媒体，因为我们都从广播世界转向了流媒体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凯茜·约翰逊（Cathy Johnson）和她的同事研究了英国新冠大流行期间的媒体消费，这一工作很有趣（Johnson，2020）。研究表明，如果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看作是从一种媒体消费形式向另一种媒体消费形式的简单转变，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他们的研究显示，一旦消费电视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疫情而改变，作为一种具有可信度的媒体，人们对电视这种“传统”形式的依赖程度就会大幅度提升。此外，在后疫情时代，许多旧的集群式媒体消费模式如何重新受到青睐，并发展起混合使用广播和流媒体服务的新模式。
正如书中提到的，戴维·埃杰顿（David Edgerton）（2006）在《旧的冲击：20世纪以来的技术和全球历史》中指出，我们大家常常被告知，变化正在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发生，由于日益强大的技术的影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然而，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后期的流动性和技术变革速度的增长远大于我们现在的时代。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能说，相对而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停滞的时代。此外，他认为，对技术的描述往往是不平衡的，因为人们倾向于关注发明而不是使用，关注获取而不是维护，而也许更重要的是，随技术的使用环境从一种转移到另一种，它们是如何以混合或以克里奥尔（creole）化的方式被转化和重新发明的。
在这一点上，对现代主义、技术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交织在一起。思考使用中的技术的历史，关注它们的适应和维护，使我们也可以将注意力从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2012）称之为“Weird”社会的大规模、壮观、男性化、享有盛誉的技术转移开来。他指的“Weird”是西方的（western）、受过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裕（rich）的和民主（democratic）的，它们拥有财富、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帝国主义的根系，但没有一个能代表全世界。相反，这种观点认为，我们该把重点放在小规模、平凡、女性化、往往是克里奥尔化的技术上，这些技术来自南方贫穷城市的郊区自建房（bidonvilles）、棚户区和超大贫民窟，而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实际上居住在这些地方。
现在对去西方化媒体理论的问题经常口惠而实不至，其中大部分仍然主要基于只能被认为在北温带相对富裕的城市地区适用的条件。从这个方面来看，对“剩余者”（Rests）的研究只是提供了异国风格的例子，并与西方范式进行了生动的对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2008）在其著作《信号与噪音：尼日利亚的媒体、基础设施与都市文化》中试图发展适用于西方大都市以外条件的媒体理论形式。他的研究旨在让人们对那些理所当然的假设产生陌生感，通常在比较和对比中，这些假设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规范”，即使在南南对比更加有效的情况下。
正如拉金的书名所示，南北之间的一个关键不同之处在于，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可以存在于什么样的环境中。由苏珊·利·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2009）等学者提出的传统基础设施模型认为，除非出现故障，否则基础设施通常是不可见的。从曼哈顿富裕居民的角度来看，这些设施的存在理所当然，但在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2006）所说的“贫民窟星球”的世界里，情况正好相反。在那里，互联网及其所依赖的电力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和不可靠性一直存在，在这种时候它们就需要被时时关注和维护。
现有的媒体技术模式是，它们被设计成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失效，然后被替换或升级，而不是修复。然而，正如戴维·内默（David Nemer）（2022）在《被压迫的技术》（The Technology of the Oppressed）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模式与巴西贫民窟等地的居民完全无关，在那里，互联网提供商根本不愿意投入必要的资金来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
因此，在贫民窟，技术崩溃和故障根本不是富裕地区人们想象的所谓的偏离正常的情况。对于贫民窟的人而言，与其说技术上的“常态”是以不间断的功能为特征，不如说他们的“常态”是不断下降的信号、坏掉的键盘和失灵的杂牌手机。因此，基础设施崩溃只是贫民窟居民必须应对的普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状况的另一个方面。在制度化忽略基础设施的背景下，贫民窟的居民必须习惯于持续崩溃的功能失调的“技术常态”。对他们来说，停电或宽带连接故障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条件——围绕着这些条件，他们不断编织一张打满补丁的脆弱的网，以使自己能生存。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时代的技术在不同的背景下是如何被驯化和规范化的，人们被认为掌握了哪些不同形式的技术资本和能力。正如我在后面的章节中更详细地解释的那样，克雷斯韦尔（2006）在2005年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洪水中对那些他称之为“流动性低下”的人的命运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起点。他指出，要想在洪水中幸存下来，公民必须拥有特定的通信和运输技术。简单地说，那些“流动性低下”——没有技术上有效的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没有私人交通工具比如私家车或船的人，实际上被困在了洪水中。这是地方政府假设拥有这些技术是每个正式居民的“常态化”能力的结果——从而排除了所有缺乏这些技术的人。因此，克雷斯韦尔所说的“当代居民的义肢技术”微观地理位置的不平衡决定了不同类别的人能进入的“活动空间”的轮廓（Hagerstrand，1967）。以所有这些技术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应用为例，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一些国家，这些义肢技术已被大规模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民的手机上没有“绿码”供他们向相关的监管者或电子监控设备显示，他们应有的行动权往往受到严格限制。
当我开始承认我自己“婴儿潮一代”的身份时，我将对历史分期问题再置一辞以作为结语。在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之际，我们大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1946年至2007年的“战后欧洲增长年”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外。此后，整个欧洲互通有无的乐观时期只从1989年持续到2016年的“移民危机”。随着战争在欧洲和巴尔干地区卷土重来，尤其是自俄乌战争以来，1989年所谓的“冷战后的和平红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预期显然已不复存在。
我以提醒作为这篇序言的开头，反对过于直接地将技术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的决定论方法。相比之下，我倾向于以这些媒体技术运作所处的社会学和地缘政治学框架的每个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进行分期。尽管赫勒敦早些时候曾对猜测未来的困难有言在先，但仍有人试图考虑这个领域。
在英国，最近有人声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二战后的欧洲历史最好被理解为前疫情和后疫情两个时代。如果将新冠疫情大流行视为唯一的决定因素，这可能过于简单化了。然而，我们大家可以很容易地将其与我们环境中的一系列其他重大变化联系起来——这些变化与20世纪末建立的全球化体系中正在浮现的各种矛盾有关。回到集装箱化的问题上来，人们可能不仅会想到我之前举的例子，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被暂时封锁，整个当地贸易体系因此迅速陷入危机。我们还可优先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保持运输速度，来提升系统的盈利能力，任何港口只有大约2%的集装箱能够被搜查。这表明，在所谓的“禁毒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有限，现如今，“禁毒战争”是世界贸易“黑色经济”的核心。
在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全球长途运输系统——海运和空运——不仅仅可以在全世界内快速有效地运输“好东西”（货物Goods），也能在全世界内传播“坏东西”（Bads）。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在中世纪，正是来自黑海的长途航运将瘟疫带到了欧洲。帝国运输系统这把双刃剑也是20世纪初欧洲列强关注的议题。因此，批评家们已经注意到，虽然德国计划修建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英国发展通过苏伊士运河到印度的大规模军队运输，或许有助于加强两国的地理政治学地位，但它们也有几率会成为将以前未知的热带疾病输入西方大都市的方式。
最近，交通运输也成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主要的因素——这不仅仅是洲际交通将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问题。当疫情发生在中国的交通枢纽武汉时，一个关键事实是它发生在农历新年，过年回家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因此，我们一定要始终关注国内和国际交通的关联，以及一直在变化的人口流动模式。除了不受欢迎的“坏东西”（Bads）的跨境流动所产生的焦虑之外，我们还必须关注许多国家民粹主义反移动的兴起——其中大多数国家的底层逻辑都是英国脱欧运动的核心口号“夺回控制权”中所表现出的仇外情绪。边境管制——体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如今的确成为一宗大生意——就像在政治领域一样，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正在阻碍近年来乐观的全球化幻想。
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富裕的西方国家在新冠疫情前所谓的正常状态，仅仅是一种短暂（且不可持续）的社会组织形式。让·皮埃尔·杜普伊（Jean Pierre Dupuy）（2022）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他称之为“崩塌”的时代。他指出，灾难时代涉及一种“逆时间性”——因此，一旦以前被认为不有几率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回头去看，很明显，以前时代的假设本身就站不住脚了。在某一些程度上，在新冠疫情之后，现在更明确的是，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许多旧的“常态”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新冠本身也不太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不单单是商业动机对传统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犯所激发的一系列新病毒的先驱。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22）所指出的那样，这场特殊的流行病危机本身就植根于其他更大、更棘手的生态危机中，许多国家的政府政策仍然只是敷衍了事。
关键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末，主要在欧洲/美国发展起来的媒体和传播研究的许多假设，都是以一系列非常特殊的文化、法律、经济和政治环境为前提的，这种特殊性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而现在这些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某一些程度上，我们现在必须惊觉重新制定理论和模型的必要性，以便更好地考虑到现实情况的遽变。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一个尤为特定的时代，我们研究领域中的既定模型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始终依赖于——也因此受制于——特定时代下世界的一隅——而这个时代即将迎来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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